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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者把脉中国陷阱最大风险仍是金融2020年

2020-01-20 08:38:1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经济学者把脉“中国陷阱”最大风险仍是金融

过去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能给今天带来那些启示?

改革能否帮助中国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?

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7日举行的会上,厉以宁、林毅夫、陈锡文和李毅中等经济学者指点发展中的 高危因素 ,把脉 中国陷阱 。

增长依赖投资拉动 最大风险仍然是金融

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?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。 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,金融风险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依赖投资的拉动。如果新的城镇化再走老路,全国一窝蜂似地花钱、盖楼,就会产生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大量债务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关心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涉及金融风险。他说,重复建设就需要淘汰落后产能,但这会造成很多危害,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企业效益低下,支撑建设的贷款会出现风险。

李毅中坦言,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个不争的事实。业界认为,一般开工率在75%以下就属于严重过剩,但我国的钢铁、水泥、煤化工、平板玻璃、造船等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75%,更严重的是,光伏电池开工率仅57%,多晶硅仅35%。

所以我们必须注意,增长要有效率。 厉以宁说,如果投资过剩、产能过剩,增长没有效率,那么如何来偿还大量的贷款?地方的压力如何化解?

厉以宁担心这些风险容易促成金融危机。一个银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银行,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就断了一整条资金链,造成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欠债, 这是我们要防范的风险。

城镇化若损害农民利益 社会则难以保持安定

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,但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,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, 城镇化 这个词热起来之后,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担忧是可以理解的。

陈锡文认为,以往的城镇化有一些突出的问题,除了大量资源能源损耗、耕地占用过多、水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难题外,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滞后。

据介绍,与世纪之交的2000年相比,12年来我国增加了2.5亿的城镇常住人口,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,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。陈锡文说,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,为当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但由于身份问题,他们无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务。

有一个词在中国被常常提到,叫土地财政,很多城镇的发展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,这就会造成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侵犯。 陈锡文说,对于失地后进城的农民工,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在其失地后有长远的生计保障,生活水平还能提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,如果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就会成为贫民,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。

陈锡文提醒,从世界各国来看,如果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能实现社会平稳,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把城镇化作为富裕农民的过程。而如果城镇化剥夺农民财富、损害农民利益,那么城镇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,社会也很难保持安定。

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

新兴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阶段,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,又是矛盾高发期,很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。2012年,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100美元,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,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?

对此,林毅夫认为,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,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,大量人口无法找到工作,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断扩大。因此,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,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,提升经济的竞争力。

厉以宁说,社会动乱、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。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,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,让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。同时加上技术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,我相信中国可以实现跨越。

林毅夫表示,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平价计算,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0%左右,这和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、60年代的新加坡、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一样。

从国际经验看,这四个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,都在这个阶段之后实现了连续20年7.6%至9.2%的年均经济增长。我相信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,在克服许多困难的情况下,我国也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%左右的增长。 林毅夫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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